采莲在两三岁的时候，就会讨好父母了，而我并不会。五岁那年夏天，我们全家在院子里吃饭，汪如菊作为主妇，总是等我们端上碗了，她简单收拾一下厨房，才最后一个出来吃饭。她出来的时候，院子里没有多的凳子，她就站着端着碗吃。

小采莲那时候只有三岁，走路才刚刚稳当，坐在凳子上，脚都没办法踩到地上。她见汪如菊站着，就站了起来，跟汪如菊说：“妈你坐我这儿。”

汪如菊问：“那你坐哪儿？”

“我再去拿个凳子。”小采莲说。

采莲把碗放到小桌子上，就进屋了。不一会儿，她拖着个凳子“吭哧吭哧”地出现在门口。那凳子是老式的木头做的，非常沉重。因为有门槛，她出来了，凳子出不来，她都快急哭了。汪如菊走过去，帮她把凳子拖出来。

我小时候那么迟钝，并没有意识到，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。是汪如菊，她一边端凳子出来，一边笑着说：“看我们二丫，这么小就知道了让人了。大丫是个死才，还一动不动地坐着吃饭呢！”

从小到大，汪如菊总是这样，表扬采莲的时候，顺便贬低我。而我，这件事情之所以记这么清楚，也多亏了汪如菊的反复提醒。其后的每一次，采莲总是能第一时间发现父母的需求，总是会第一时间把自己的凳子让给父母，给父母倒水，帮父母捶肩膀。每一次她这样做的时候，汪如菊都会提起采莲三岁的时候，让她凳子的事情。每一次，她都会顺便说一句“大丫是个死才。”

多年以后，我上了小学，学了《孔融让梨》的故事。那个故事，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孔融五岁才会让梨，我的妹妹，三岁的时候就会让凳子了。孔融当然也得到了父亲的表扬，只是不知道，他的父亲在表扬他的时候，有没有顺便贬低一下他的哥哥们。如果贬低了，他的哥哥们只怕也会跟我一样，很难过，很讨厌孔融这个弟弟吧！

我前面说过，虽然何其贵总是说，他丢官是因为采莲，但实际上，他们两口子对采莲总是比对我好，这主要是因为采莲的性格比我好。她总是会讨好他们，让他们喜欢她、夸奖她、心疼她。

汪如菊怀我的时候，何其贵考上行政干部，并于那年去了镇上。他很早之前就会打麻将了，闲暇时间，大都在麻将桌上度过。他从公务员再次变为农民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整日在镇上混着。没有事情做，混在麻将桌上的时间也就更多了。

我上小学之前，他在马路对面的邻居家租了门面，卖药，并再次当了赤脚医生。可他，并不好好当他的赤脚医生，依然整天泡在麻将馆里。后来，他嫌去麻将馆打麻将要给人抽成太不划算，置办了一个麻将桌放在药店里，约狐朋狗友到药店里打麻将。汪如菊痛骂了他一顿，骂他“开店还想着打麻将，还能有生意吗？”，何其贵经不住骂，妥协了，把麻将桌搬回了家，白天看店，晚上支摊子打麻将。汪如菊还想再吵，但这已经是何其贵妥协之后的结果了，便也算了。哪里知道，之后没多久，何其贵又买了三张麻将桌，我家一下子就有四张麻将桌了。他的朋友们，都在我家打麻将，还不交场地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