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王梅的信都发过三天了，给小川的信还没有写出来，有时写好又撕了，撕了又写，反反复复好几次，也没有把信写好。

十一前的最后一个周日，我是在李老师家里度过的。因为，高姐夫有事没有回来，我就一直陪着你老师。上午我和李老师一起上街，下午，李老师一直帮我辅导英语。

到了晚上，我又住在李老师家里。

躺在炕上，李老师和我讲起了她过去的往事。李老师家住在县城，父母都是中学老师。高中毕业后，李老师便成了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。李老师分配的村正是田老师下放的村。由于李老师字写得好，很快便得到了大队重视，成为大队写宣传标语的骨干，后来当上大队的妇女主任。因此，平时对田老师非常照顾，无论大小批斗会，都找了个借口没有让田老师受到批斗。在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的gaochao中，李老师又担任大队“铁姑娘”队长。有一年深秋，天气已经比较寒冷，为了战天斗地，兴修水利，体现“铁姑娘”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精神，李老师第一个带着“铁姑娘”们跳进齐腰深的水中进行劳作。那几天，刚好赶上李老师来例假，长时间在冰冷的水中干活，便使李老师生了病，从此还落下了病根，使李老师丧失了生育能力。

讲到这时，李老师苦笑着说：“那时候，我真傻，为了表现自己，拼命地干。”

“姐姐，是不是因为这事你被保送上了大学了”我不由地问道。

“不是的，上大学又是一回事！”李老师好像不想提上学的事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李老师才说：“当女人呀就是苦，特别是在我们那样的年代，好多事都是身不由己的，有些苦难不是你能体会的。”

我有点不服气地说：“姐，我就很苦了，还有比我苦的嘛！”

李老师很严肃地说：“我的经历比你还痛苦，现在想起来我都感到难以启齿。”

接着，李老师便又给我讲道：那次生病后，大队就上报到公社，公社上报到县里，我成了典型，成了知识青年的模范，成了典型本来是件好事，但对我说却是一件坏事。我出院之后，便开始到处作报告，参加各类讲用会（过去的学习体会汇报会）。同时，也和县里的领导干部接触多了一些。当时，县革委会主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，他是靠造反起家的，带着我们几个知青到各个公社去作报告。最后一天，我们到咱们县最远的牤牛公社作报告，报告会结束后，公社请我们吃饭，喝了不少酒，我也有些喝多了。回到招待所后，我刚要躺下，那个老头子就叫我过去，说研究明天的事，我头重脚轻走进了他的房间。他关上房门，就过来抱我，臭烘烘嘴就要贴了上来，我感到一阵头晕，拼命地想推开他。他接着就威胁我，说我要不顺从他，他就让我父母成为右派，让我也成为右派的孩子，永远都不能翻身。那时不怕别的，就怕这顶“右派”的帽子。我听了心惊胆战，吓得我放弃了抵抗。他一边解开我的衣服，一边还对我说他早就看上我了，不会让我吃亏的，要保送我上大学。这时，我流着眼泪，身体也不再听我指挥了，任由他脱光我全部的衣服，当我痛不欲生的时候，我才想起你的姐夫。整个晚上，我咬着牙承受着他的接二连三的摧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