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那些人充耳不闻我妈的悲伤，只恶狠狠的逼问我妈要赔偿，要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。

我妈起初还咬咬牙，把家里多年的积蓄拿出来，可杯水车薪。

那点钱在十几条人命面前，屁都不算。

没了钱，那些人开始“抄家”，一哄而上，把我家里所有的电器和家具抬走。

空空荡荡，只有一张破床，几铺烂棉絮，以及我爸的遗像挂在墙上。

我妈骂，骂这世人都是鬼，恶鬼，半点没有良善可言。

我那时年幼，也一度这样认为过。

后来在社会里活，才渐渐知道不是当时的家属他们不善良，而是男人死了，家里的顶梁柱垮了，可孩子几张嘴等着吃饭，老人等着孝养，穷人活不起，也就没资格谈良善。

家被搬空后的几年，我和母亲日子过得很煎熬。

母亲用破木板拦了门，被砸破的玻璃窗用废报纸糊上。

夏天还好，山风不狂。

一到深秋入冬，侵入骨子里的寒冷才是煎熬，下雨下雪更是我和母亲的噩梦。

逢年过节，她抱着我哭，有风雪从破屋顶落下来。

我妈堵不住，只能抱着我，她把我的脸贴在她的胸口。

她一声声喊我：“儿啊……儿啊……”

仿佛痛苦就此能减轻。

仿佛希望就在眼前。

日子就这样煎熬着过，我渐渐随着麦子一茬又一茬生长，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我考起了县里的重点高中。

我没有想过不读书，我妈也没有想过让我辍学。

那些亲戚一口一个劝我妈，为我家好，为我妈好。要带我去工厂，去工地，去理发，修电瓶车和学手艺等等都被我妈拒绝。

她总刚毅的说；“我儿子是要有大出息，要上大学的。”

直到真正去了城市，我是靠着助学贷款和母亲几分地的收成上完了大学。

母亲仍旧辛苦，累死累活不舍吃穿的为我。

她一年到头，多数时候用咸菜就白饭，蚕豆熟了就煮一大锅蚕豆，拌点盐，米都不用煮，一吃就是大半月。

蚕豆变味了，她也舍不得丢。

地里农忙那几天，母亲更是忙得脚不沾地，她炒一锅干胡豆，一罐冷水，半夜就着月光还在搓玉米棒。

一粒又一粒，饿了就嚼干胡豆，有时候也嚼玉米。

干胡豆到底硬，咽到胃里像在无数细碎吞鹅卵石子一样，隐隐作痛。

新玉米一点粉甜，再喝水一就，嘴里有了味，胃里却又像塞着细沙，坠胀。

母亲就是那样，一点一点，从田地里，从命里，从骨头里熬油一样熬出我的生活费。

毕业工作后，我本可以留在大城市里，进入大公司，是母亲一个电话打来，说她老了，说人老了，日子可能就不多了。

我知道母亲是想念儿子，是孤单太久，渴望游子归，在身边孝顺。

我考了公，遵照母亲的意思回到小城。

守着母亲，守着一个月三五千的工资，一眼望到头的生活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