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云中记》这本书，在表现人与灵魂、人与大地关系时，必须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现象，必须把眼光投向于人对自身情感与灵魂的自省。此时，中国叙事文学中汲汲于人与人关系的那些招数就失灵了。只有中国诗歌中那些伟大的启示性召唤性的经验，正是我所需要的，这种在叙事状物的同时，还能很好进行情感控制的能力正是我所需要的。我发现，中国文学在诗歌中达到的巔峰时刻，手段并不复杂：赋、比、兴，加上有形状、有声音、有隐而不显的多重意味的语词。更重要的支撑，是对美的信仰。至美至善，至善至美。至少在这本书里，我不要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。我要沿着一条语词开辟的美学大道护送我的主人公一路向上。

“花近高楼伤客心，万方多难此登临。”

“羌妇语还哭，胡儿行且歌。”

巨大的灾难、众多的死亡当然是让人“语还哭”的，但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，更要写出“行且歌”的不屈与昂扬。

“天晴诸山出，太白峰最高。”

这种叙写与抒发可以同时兼顾的优越特点，我认为正是中文所擅长的、需要珍视与发扬的。

正由于中文这个优胜之处，使我时时处处，能在故事展开时，让主人公不只是和人，而是和神灵、和动物、和植物互相感应，来展开对生命力的赞美与歌颂。《文心雕龙》所说：“傍及万品，动植皆文”，我想就是这个意思。

总而言之，《云中记》的写作使我意识到，尽管我们对如何完成一部小说有很多讨论，但更多还是集中在内容方面。而我向来以为，对一个写作者来说，最最重要的还是语言。有了写作所需的材料与构想，最终要等待的还是特定语言方式的出现。在写作进程中，语词间时时有灵光跳跃闪烁，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灵光捕手，手里有的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撒开的网，在语词的海洋中捕捉灵光。一网下去，捕捉住了什么，打开看看，在意义之外，捕住了什么？通感。象征。隐喻。精灵的小眼睛星星般一闪一闪。或者只是一个准确的词。或者是一个形意全出的字。暗示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暗示。瞬息之间，那个被无数次使用而已麻木的词又活过来了。那个老旧的字，站在那里，摇撼它，它会发出新的声音，新的声调带着新的质感。如此，一个有着新鲜感的文本渐渐生成。语词是它的地基，语词是它的门户，语词是它的高顶。写作就是召唤语词加入精神与情感的重新构建。

所以我说，诱惑我投入写作的，是语言；成全了我写作的，依

然是语言。语言的魔法，令人神迷目眩。

哈罗德•布鲁姆列出好小说的三条标准，第一条就是“审美的光芒”。我想，这个光芒必然是来自语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