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柄。

不过杜宝安也并不完全没有证据，他说藏尸体的山洞里应该还有遗留的现场，而且他告诉我说乡派出所的指导员跟他有过命的交情，绝对值得信任，可以找他一起去取证，这样也能增加说服力。

我想了想，即便是这样，姚援朝和刘文才也可以一口咬定现场是伪造的，还是没有太大的说服力，但证据这东西多多益善，拿不拿出来是一回事，调查组信不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派出所的指导员叫孙景林，杜宝安把他找来后我们就打着手电筒连夜去了那个藏尸体的山洞，只找到了一些脚印和衣服碎片，但我还是让孙景林都一一记录下来。

回到乡政府简单休息了一下，一大早我和杜宝安就去了死者家，按照我时限告诉他的，一进门杜宝安就“扑通”一声跪下来，声泪俱下的说他开这个矿也是想着带领大家发家致富，从来没有想过要谁死，这次的事完全是个意外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他杜宝安也没什么能做的，说着他拿出包好的五万块钱，表示愿意赔偿这么多。

在当时，五万块钱足足可以在县城最繁华地段连买带装一栋百十多平的房子，更何况在坎杖子这个地处偏远贫困地区，这绝对是常人一辈子都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，由此足见杜宝安的诚意，我也在一边帮腔，再加上杜宝安的为人大家平时也有目共睹，所以很顺利的就跟死者家属达成了和解，不仅当场表示不会再追究宝安金矿的责任签署了赔偿协议书，连谅解书也没费多大口舌。

回乡政府的路上杜宝安喜形于色，而我却忧心忡忡。

因为手头的证据仍然不够充分，盘算着县城到坎杖子乡的车程，眼瞅着调查组也快到了，但我仍然不打算听天由命。

我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，那就是姚援朝为什么要答应刘文才合起伙来陷害我，这次事故按理说无论是我和刘文才谁来承担责任，他的责任划分都没有区别，身为乡党委书记，姚援朝只需要负连带责任就可以了，最多就是一个党内警告，他这么做是完全没有必要，反而还有一个被揭穿而被处理的危险。

我想了想，觉得在调查组着手调查之前，我有必要想办法和姚援朝先单独见上一面。